增殖放流是在对野生鱼、虾、蟹、贝类等进行人工繁殖、养殖或捕捞天然苗种在人工条件下培育后，释放到渔业资源出现衰退的天然水域中，使其自然种群得以恢复，再进行合理捕捞的渔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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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与海洋环境保护密切相关，海洋环境的恶化会对渔业造成严重的损害，渔业受到损害又会加重海洋环境恶化的程度。近年来，沿海和江河流域地区在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和资源开发的同时对自然水域的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污染物的大量排放、近海及江河、湖泊密集频繁的水上工程施工、大面积围海围湖造田及过度渔业捕捞等，使我国近海和内陆水域（江河、湖泊等）的渔业资源严重衰退，水域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下降、水域生态荒漠化的问题十分突出，许多天然水域经济鱼类种群数量大幅度减少，捕捞产量、个体重量下降，各类水生野生动物栖息环境遭到破坏，濒危程度不断加重。因此，科学规范地向海洋、河流和湖泊等天然水域人工增殖放流鱼、虾幼苗，增加水域资源量，是养护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和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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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增殖放流作为一种有效的渔业管理手段已有国内外日益普及，其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放流技术、效果跟踪以及管理措施方面，而有关增殖放流对渔业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作者拟在该方面进行初步探讨，旨在为渔业增殖放流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渔业增殖放流的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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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渔业增殖放流活动始于19世纪中叶，从亚洲移植鲤鱼至欧洲、澳洲和北美洲，主要是用以增加内陆江河与湖泊因各种原因而遭受破坏或衰竭的水产资源。目前在国际上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增殖放流活动机制，在世界范围内有超过100个品种被放流，如日本的三文鱼、扇贝、红海鲤鱼、对虾以及比目鱼，美国的红点鲑、斑纹鲻，中国的四大家鱼、中国对虾、中华鲟和多种经济性鱼鱼，台湾将人工鱼礁也作为一种增殖放流活动?(Liao,?1999)。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有关机构统计?(FAO,?1999)，发现渔业增殖最普遍的形式是资源放流和物种引进，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人类食物种类和数量以及增加收入，而为建立与发展休闲渔业而进行的增殖放流则位居第二，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为增加食物和收入而作为增殖放流对象最重要的种类为莫桑比亚的罗非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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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增殖放流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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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内域水域的渔业殖增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在以前，由于波罗的海周围河流沿岸各种水电站的兴建，破坏了鱼类的自然产卵，因此欧洲将人工培育2龄鲑放流到这些河流中作业渔业增殖的一个重要项目。1984年，瑞典在这些河流中放流了400万尾2龄鲑（其中有小部分是海鳟），芬兰1985年孵化了200万尾幼鲑并放流到这些河流中，以弥补自然产卵场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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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自1882年随着第一个商业性的鱼类孵化场建成以来，一直致力于鳕鱼幼体的增殖放流，一直持续到1967年。最初是直接放流刚孵化出来的鱼卵，从1970s中期至1991年，转为放流幼稚鱼，但根据长期的跟踪监测结果发现增殖放流效果均不太理想（Blaxter,?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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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增殖放流始于19世纪后期，其目的增加江河中因伐木、铁路建筑和围坝等建设工程而受损的三文鱼资源。然而，开始时效果并不明显，但随着增殖放流技术的逐步提高，江河中三文鱼资源量增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海洋增殖则不太理想?(Arnason,?1999)。进入20世纪后，政府行为的海洋增殖放流项目均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在整个沿岸水域进行了广泛的推广，增殖放流的对象主要为一些高价值的鱼类(Arnason,?1999)。目前在美国沿岸进行的增殖放流规模越来越大：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沿岸每年放流的鱼苗超过了20亿，费用约达1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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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由于其得天独厚的河流条件、拥有大量未受污染的淡水、海洋生产力较高以及采取积极渔业管理措施（如海上禁捕三文鱼），因此从20世纪初以来所进行的增殖放流均非常成功，且放流种类仅为大西洋三文鱼一种，海上放流的都是一些2龄或接近2龄的幼鱼?(Arnason,?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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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在1800s中后期开始了渔业的增殖放流活动，起初是在私人水域中放流墨累河鳕鱼（1862年以前），然后是引进褐色鲑和大西洋三文鱼在公共水域中进行放流（1888年），接着是开展虹鳟的增殖放流（1894年）(Planning?NSW,?in?draft)。这些早期的引种或增殖放流其目的在于建立和发展休闲渔业，因为休闲渔业在澳洲渔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很少去了解或考虑由此所产生的负面效应(NSW?Fisheries,?2002a)。褐色鲑在19世纪70年代末被初次引进到澳洲西部沿岸进行增殖放流，但当时由于某些未知原因，这些放流未取得成功而暂时搁浅，直到1931年随着位于Pemberton的1个产卵场成功地引进了褐色鲑鱼卵并将孵化的幼鱼放流到当地河流后，增殖放流才得以重新开始。20世纪60年代中期，澳洲的昆士兰州为建立和发展休闲渔业而考虑引进尼罗河鲈鱼并放流到围坝水库中，到了1990年至这些放流活动在开放的江河系统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Russell?and?Rim?鄄mer,?in?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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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增殖放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且全部政府行为的社会福利活动。因为捕鱼在日本是一项传统活动，是大多数渔村渔民和家庭生存的基础，政府认为有责任维持这一活动，因此政府在鱼卵的孵化、幼体的培育以及幼鱼的放流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深入研究，以促进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在日本的近岸渔业中，渔业的增殖放流相当关键。据统计，在20世纪80年代末，增殖放流所提供的渔获量占了近岸总渔获量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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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渔业资源放流工作，最早可追溯到1967年，当时是在江原道放流了大马哈鱼，这可以看作是韩国的第一次增殖放流活动。其后，随着渔业水产资源的变化情况，韩国的水产管理部门和研究部门以及民间机构陆续开始放流新的品种。1986年，韩国政府开始把水产资源增殖放流当作一项正式的产业扶持发展。目前，韩国重点放流的水产种苗，共有38个品种，其中鱼类品种29个，占全部放流种苗的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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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苏联，鲟鱼业在渔业中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黑海的鲟鱼渔获量约20000吨，占世界鲟鱼总产量的70％以上。但是由于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上建坝以及污染等原因，使鲟鱼资源下降。为此，政府兴建了一些孵化场，进行了鲟鱼幼苗的增殖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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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增殖放流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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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恢复天然水域渔业资源种群数量，首先在黄渤海开展了中国对虾增殖放流，随后在沿海、内陆水域都开展了一定规模的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增殖品种有中国对虾、长毛对虾、扇贝、梭子蟹、海蜇、海参、银鱼、“四大家鱼”、鲤、鲫、中华绒毛蟹、中华鲟、胭脂鱼、大鲵等。尤其是近年来，我国有关科研部门开展了持续的增殖放流活动和长期的渔业资源增殖研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对天然水域实施一系列的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辽宁、山东、福建、广东、浙江等11个沿海省(市)分别开展了对虾、海蜇、扇贝、大黄鱼等海水鱼、虾、贝的增殖放流；云南、湖北、江苏、青海等17个省(市)放流了四大家鱼、中华鲟、大银鱼、青海湖裸鲤等淡水鱼种、鱼苗、鱼卵及虾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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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农业部组织开展了全国水生生物资源增殖放流工作的全面深入开展。据全国30个省市(区)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各地已累计向海洋及内陆水域中投放经济鱼类资源苗种达160多亿尾(粒)，投入放流资金近1．8亿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0％?和40％。特别是在广东、北京、上海、海南、湖北等开展的主题以“珍爱活龟，保护海洋”、“珍爱国宝中华鲟，保护长江母亲河”等为主题的放流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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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农业部落实中央财政“水生生物资源增殖放流示范项目”，不断推进全国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工作，放流规模和资金投入均创历史新高。据统计，2007年全国向各类天然水域投放各种鱼、虾、贝类等经济鱼类苗种194.6亿尾（粒）,投入资金2.64亿元。增殖放流投入产出效果极为显著。与此同时，在各类天然水域放流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中华鲟、胭脂鱼等440万尾（头），拯救濒危物种，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取得了显著的生态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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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渔业局组织有关专家经过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对于加强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工作达成了共识。并发出《关于加强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的通知》，以提高各地对渔业资源增殖的认识；并以实施通知各项要求为基础，制定《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管理规定》，进一步规范增殖放流行为及其管理，将此项工作做为政府的一项常规性管理工作。与此同时，鼓励相关科研单位加强资源增殖科学研究，为恢复资源提供先进的技术，有效增殖资源，不断取得更好的生态和经济效益。

增殖放流对生态环境的修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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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种群结构，增加物种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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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物种多样性是生态环境修复的关键，因为生物多样性决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对于一个多样性高的生态系统，当环境因素导致个别物种的消减或剧增时，与其存在捕食或竞争关系的物种会相应增加或减少以限制这个物种数量的剧变，保持原有的生态结构。我国学者在研究中得出：从增加生物多样性角度出发，应进行群落或功能群形式的生物移植或增殖放流，通过建立良性循环的底栖生物小生态系统来强化底栖动物在整个大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并增加其作用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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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渔业因某些灾难性的事故而受损时，有些可以通过增殖放流的手段来进行修复，因为多种类的增殖放流可以改善水域生态群落结构，不同的放流种类不仅可利用天然海域中不同层次的饵料，而且其自身也成为不同鱼类的饵料，从而改善了水域生态群落结构，有利于水域生态环境的修复。欧洲诸国和日本在过去的20年间，通过恢复河流或湖泊原有的形态及周边植物群落来修复受损的水生生态系统，从而达到改善渔业资源的目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从2001年起先后在长江口进行了以中华鲟幼鱼、中华绒螯蟹和底栖生物（主要为巨牡蛎、菲律宾蛤仔）的增殖放流，旨在通过生物的人工增殖和移植来恢复长江口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结构，改善渔业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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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区域性渔场，减轻捕捞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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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殖放流时间与天然群体繁育时间不一致，同时通过规范的管理可以形成区域性的渔场，使作业时间得以有效延长。Welcomme?和Barkley?(1998)对现有的有关内陆江河系统中种类移植和增殖放流的成功例子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所有的内陆江河均可以通过规范的生物种类移植和增殖放流来增加资源量，改善鱼类群体结构，并形成区域性渔场，最终达到减轻捕捞压力，修复渔业生态环境的目的。据报道，长江口2005年和2006年进行增殖放流后，在长江口外形成了三疣梭子蟹密集群体，在舟山近海岛礁附近海域形成了黑鲷密集群体，在浙江嵊泗海域和江苏吕泗海域形成了海蜇密集群体，使作业范围扩大。1999年6月在广东南澳岛附近海域放流了5厘米左右的黑鲷苗和黄姑鱼苗等，同年10月就在该海域钓到20厘米左右的黑鲷，次年4月又在该放流海域钓到约1公斤重的黄姑鱼，而这二种鱼近年在该海域已极少捕到，因此如果在该海域连续几年放流相同种苗，则能使这些优质海水鱼苗形成自然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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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殖放流前充分了解拟引进或放流种类的生物学与生态学特性及其放流的环境条件，是增殖放流成功的基础。根据Leber等（Leber?et?al,?1995)的研究结果，在海洋中进行成功的增殖放流必须满足下列2个条件：人工孵化的幼鱼能在野生环境中大量生存以及放流的幼鱼对野生群体的资源产生增量作用而不是取代野生群体。Brown和Day（Brown?and?Day,?2002）归纳了人工孵化的幼鱼可在野外生存的6种行为特征：（1）能躲避敌害；（2）能获得和处理食物；（3）能与同种交流；（4）能找到或建造庇护所；（5）能在复杂的地形里外自由游动；（6）能在复杂的环境下定位或游动。Kellison等（Kel?鄄lison?et?a?,?2000）也认为能否培育出可在野外存活幼鱼是增殖放流顺利进行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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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饵料生物水平，维持生态系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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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殖放流较高食物链级的渔业品种能充分利用低食物链级的生物作为索饵生长和育肥、繁衍的饵料基础，这样既不用投放饵料，避免象海水养殖一样造成水域的自身污染而引发各种病害的发生，又可以增殖放流水域原有资源量。下列几种情形可以通过增殖放流来达到改善饲料生物水平的目的：一是当水域中饵料资源组成中的某个类群不足，不能满足原定居鱼类的饵料需要时，可以引入合适的饵料生物（如适度放流饵料鱼类）；地是水域中饵料基础正常，但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此时可以人工放流原有鱼类资源，或者引入能够利用该水域剩余饵料的鱼类；三是水域中的饵料资源完全缺乏经济价值的鱼类加以利用，此时需要引入新的品种，以建立新的鱼类区系，引进数量应根据水体中饵料的实际蕴存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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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水库的生态系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水库一般以放养滤食性的鲢、鳙为主，通过移植碎屑食性的鲴类和杂食性的鲤、鲫等经济鱼类，可使饵料资源在不同层次上得到充分利用，同时又能改善水库鱼类的品种结构。例如对于凶猛鱼类，以往都作为敌害和清除的对象，而现有研究表明，利用凶猛鱼类控制非经济鱼类的种群数量，一方面有利于经济鱼类的增殖，实现从低值鱼向高值鱼发展；另一方面可通过营养级的联动效应来调控水库生态系统。如：鳃鱼种群强烈的生态作用与种群数量的快速操控性能，在适宜自然环境的大型水库中可用作维护良性水库生态系统的有效操控手段；大型水库适度增殖鳜鱼，抑制底层及沿岸杂食性鱼类种群数量，对延缓水库富营养化进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梁旭方，2006)。另外，有关研究发现，通过海草的人工栽培，可以提高海域的饵料生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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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水质，维护渔业水域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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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物操纵的核心理论，对江河或湖泊污染和富营养化的治理应采取以生物治理为主的综合措施，可取得显著效果。目前，在我国大多数湖泊处于富营养化的程度，放流滤食性鱼类，不仅能有效改良水质，而且可以提高水体鱼产量。增殖放流的幼鱼和贝类，不是靠投放饵料生长而是利用海洋中的天然饵料，而这种天然饵料是以含有氮、磷的营养盐为物质基础的，从而减少了海洋中的氮、磷，改善了海洋环境。另有研究发现，藻类生长是以氮、磷为基础的，在氮、磷含量高的海域不施肥的藻类增养殖是减少海洋氮、磷污染负荷的有效手段。据统计，1997年我国因对虾养殖排入海洋中的氮、磷量分别为9?930t、1?838t，网箱养殖排入海洋中的氮、磷量分别为343．9t、34．4t，贝类养殖利用海洋中的氮、磷量分别为21?902t、1?750．5t，藻类养殖利用海洋中的氮、磷分别为10?899．6t、1?204t。由此可见，贝藻的增养殖所利用的氮、磷量远远超过了水产养殖投饵造成的氮、磷排放量。根据有关报道，1998年我国近海捕捞产量为1?405万t，根据捕捞产量及各捕捞品种所含蛋白质量，计算得出我国海洋捕捞从海洋中提取氮为34万t、磷为3万t，由此说明保护渔业资源就是保护海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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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研究表明,底栖动物群落在底栖-浮游耦合和营养物质的释放过程中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比如底栖贝类作为滤食性动物，能有效降低水体中的悬浮物及藻类，达到净化水体和为其它海洋动物提供栖息地与摄食场的功能。C?loern?[15]推算滤悬浮物的双壳类一天至少能够将南旧金山湾的水体过滤一遍，底栖动物的捕食可能是控制夏季和秋季南旧金山湾浮游生物量的主要原因。Lu等[16]报道海湾扇贝A?rgopecten?irradians?concen?tricus可在TampaB?ay河口完成全部生活史，因此可以采用海湾扇贝来恢复该河口的生物种群，进而恢复河口区生境。双壳类软体动物（如牡蛎）通常在其软组织中累积高浓度的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11]，可有效降低水域中的重金属含量，起到净化水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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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栖息、庇护和产卵场所，保持渔业资源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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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国家，尤其在亚洲，增殖放流是与栖息地改善结合在一起的，特别是人工鱼礁的建设。人工鱼礁的特殊结构与功能及其生态诱集效应，可以为海洋生物（鱼类、贝类和藻类等）提供良好的栖息、庇护和产卵场所，防止个别对渔业资源损毁程度较严重的捕捞行为的发，从而可以更好地保护渔业资源，尤其是放流不久的鱼类幼体，维持生物多样性，达到修复渔业生态环境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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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研究表明，投放前对人工鱼礁的结构、建造材料和投放地点进行充分的调研和评估，确定鱼类增殖放流最经济实惠的手段与方式，可以产生良好的功效，为鱼类资源量的增殖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Wilbur?and?Pentony,?1999)。韩国在其沿岸已经成功地进行了30多年人工鱼礁的成功投放，以试图修复其鱼类、贝类和海藻的资源量，监测结果显示在人工鱼礁区的渔获量是其它自然礁区渔获量的2-13倍?(Kim?2001)。从1998年开始，韩国各地政府在沿岸的暗礁地带和鱼礁附近以及一些村庄的渔场内，重点撒播鲍鱼和海参等固着性水产种苗，并且逐年扩大规模，旨在养护海洋资源，增加生产量和渔民收入，维持资源的稳定。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发展游钓渔业，在沿海海域投放了1299处人工鱼礁，聚集了大量的可垂钓鱼类，全国游钓渔业的人数，每年以3-5%的速度递增，到80年代中期便获经济效益18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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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海洋牧场，改良生物栖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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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海洋牧场的目的是通过改良生物栖息环境和控制对象生物的行为，促进其生存、生长，增加资源量，提高渔获产量，保持海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和水产品的可持续生产。通过海洋牧场的建设，营造鱼类良好的栖息场所，然后向海洋牧场放流经济鱼种苗，制定相关的法规对放流种苗进行保持或关闭海洋牧场海域，直到鱼苗长到市场需求大小或渔场形成，才能予以捕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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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74年日本就提出了海洋牧场的构想，在1977年开始海洋牧场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每年进行大规模的人工鱼礁和藻礁的投放，并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海洋牧场，1994年在鹿儿岛县加计品麻岛，利用两个河口湾，兴建金枪鱼海洋牧场，用于蓄养来自海上捕来的幼鱼，养成亲鱼后采卵，以解决人工种苗的来源，人工育苗的幼鱼向西南海区放流。如今，日本大部分海域已形成了大规模的人工鱼礁和藻礁场，给鱼、贝类提供了良好的生息场所，有效地保护了资源，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韩国有关方面为实现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已制定了自2000年到2050年在沿海全部建成海洋牧场的50年计划。美国于1968年提出建造海洋牧场计划，1972年付诸实施，1974年在加利福尼亚建立起海洋牧场，利用自然苗床，培育巨藻，取得效益。美国计划在今后几年时间里，将人工鱼礁的投放海区，由近海逐渐扩展到外海，逐渐将整个大陆架建成“海洋牧场”，进一步改善海底生物栖息环境，使水产品产量达到75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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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渔业管理，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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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渔业管理，制定有效的保护措施，这在资源衰退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其中包括限额捕捞、规定禁渔区、禁捕期、禁渔网具和防止污染等，通过有效的管理与保护，以避免在生物繁殖期“捉鱼取卵”、在生物幼小期捕捞“子孙鱼”以及酷渔滥捕“竭泽而渔”，使水生动物能在自然水域中休养生息、自然增殖，从这个意义上说，渔政管理是渔业资源增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Molony?et?al?和Schmitten（Molony?et?al,?submitted;?Schmitten,?1999）将渔业资源所面临的威胁按规模、程度以及持续性进行分级：第一类为捕捞（主要是过度捕捞以及过多的副渔获）；第二类为栖息地衰退或改变（表现为湿地的毁坏、环境的物理性改变以及拖网引起的栖息地毁坏）；第三类为外来生物种类的引进；第四类为捕捞力分布发生变动；第五类为污染（如点源污染或有毒有害物质事故性泄漏所产生的污染）；第六类为社会公众的理解程度以及利益团体的目标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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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增殖的首要目标是在不损害野生资源的前提下增加整个种群规模大小和种类生长率，鱼类人工孵化场及增殖放流项目是渔业资源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其目的是增殖渔业或重新衰竭的资源量?(Heppell?and?Crowder,?1998)。在澳洲西部沿岸，生物多样性和鱼类栖息地面临来自沿岸开发和因陆源污水排放引起河口及一些受保护水域的环境退化而产生的威胁，因此海洋栖息地的保护主要是通过进行大规模的禁捕来避免商业性捕捞活动对栖息地造成严重的伤害，这些禁捕手段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引进的，用以保护沿岸海域的所有海草和暗礁栖息地。国外有关研究指出，在渔业增殖放流方面，渔业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重要鱼类栖息地的保护与维护（包括红树林、海草、盐田或盐碱地）、鱼类产卵场和育肥场的保护（如航道挖掘、底拖网和频繁的水上运输所造成的鱼类产卵场及育肥场的退化）、鱼类饵料生物的保护、最大程度地降低水上交通运输的影响程度、加强环境保护（如重建红树林、海草床和水下暗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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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70年代便开始重视水产资源的保护问题，1986年《渔业法》的实施使得我国的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繁殖保护、渔业水域环境和渔业管理都纳入了法制的轨道；2003年，为倡导和规范渔业资源增殖放流行为，农业部发布了《关于加强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工作的通知》；2006年2月14日国务院批准实施了《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提出要实施渔业资源保护与增殖、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濒危物种保护和水域生态保护与修复等多项重点行动；2007年农业部落实中央财政“水生生物资源增殖放流示范项目”，以推进全国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工作；同年发出《关于加强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的通知》，并以实施通知各项要求为基础，制定《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管理规定》，进一步规范增殖放流行为及其管理，将此项工作做为政府的一项常规性管理工作。目前我国渔业管理最关键的是优化我国海洋渔业资源开发作业结构，实现由产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实施负责任捕捞，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存在的问题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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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努力，特别是近几年大规模的增殖放流，一些重要渔业资源品种的种群数量有所恢复，渔业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我国沿岸部分海域多年不见的对虾、海蜇、梭子蟹等渔汛又逐渐形成，尤其是浙江和福建部分近海海域重新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大黄鱼群体。但相比国外所取得的进展，我国渔业资源的增殖放流数量与资源恢复的需要还有很大差距：放流工作尚未引起有关领导的充分重视，还没有提升到议事日程，一些地区尚未开展过增殖放流活动；大部分地区没有制定长期增殖放流的规划；放流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宣传不够，资金支持不足；缺乏统一的规范和科学指导，个别地方存在着无序放流、放流品种种质不纯等问题，影响了放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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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殖放流品种缺乏足够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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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的增殖或盲目移植驯化导致天然水域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渔业资源逐渐衰退。在物种引进和增殖放流过程中，人工孵化的群体会与野生群体进行交配，从而引起鱼类个体遗传、生理和行为方面的改变，对种类生物多样性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从而影响水域的生态平衡?(White?et?al,?1995;?Kellison?et?al,?2000;?Barnabé?and?Barnabé-Quet,?2000;?Davenport?et?al,?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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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增殖放流只是将数百万尾的幼鱼放流到拟增殖的水域中，以为这样便可达到资源增殖的效果，而没有对放流种类在当地水域的可行性进行充分的评估，其实这样做所引起的后果有时是相当严重的?(Welcomme?and?Bartley,?1998)。例如在澳洲进行的红鳍淡水鲈的增殖放流导致一种危害的病毒在鲑鱼和许多当地的鱼类中广泛散播，以及这些放流品种对小型鱼类和鱼苗的捕食。因此，制定鱼类增殖放流的政策应更多地考虑到可能出现的问题?(Thorn,?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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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濒危物种放流力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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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珍稀濒危物种资源必须借助于人工增殖放流的手段来恢复和重建，但有关的基础研究和技术手段滞后，使得渔业资源的增殖现状与资源恢复的需要还有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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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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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养殖和水环境的恶化普遍导致了水体渔业功能和产量的退化，保护环境与发展增养殖之间的矛盾日趋显著。同时由于环境容量研究数据的不足，在渔业增殖放流过程中没有对放流品种的规模数量进行充分的评估，在不定期程度上影响了增殖放流的顺利进行。从19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挪威在沿岸放流了60多万尾鳕鱼幼体，但由于环境容量问题，在一些小海湾中的放流没有取得成功，研究人员认为其原因在于放流的个体与野生个体发生食物竞争、环境条件恶劣以及自相残杀等?(Blaxter,?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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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力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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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构分散、体制不健全等因素使得一些开放或半开放的水域得不到有效管理和充分利用。根据渔业管理法规，尽管政府部门必须尽力争取渔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促进不同渔区的共同发展，但首先要考虑的最关键问题应该是保证渔业资源及其生存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其他方面均位居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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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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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通过增殖放流对水域重要种群及其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及修复，并取得了明显的效益。为保证我国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建议采取以下对策：（1）建立我国近岸水域重要资源保护区，对现有资源总量及物种进行有效评估；（2）进行关键物种的增殖放流；（3）开展放流效果跟踪评估技术及放流水域环境容量的研究；（4）控制对受保护物种的捕捞压力，科学制定禁捕时间及区域，控制渔业船只数量及捕捞方式、捕捞物的年龄或体长最低额度，保护幼龄种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