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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霁霖（1935—2015），畲族，福建省宁化县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海水鱼类增养殖学家、工厂化育苗和养殖产业化的主要奠基人，被誉为“中国大菱鲆之父”。他先后对20多种海水鱼类进行了系统研究，已有10多种鱼类的养殖实现了产业化；率先从欧洲引进大菱鲆良种，创建了符合国情的工厂化养殖模式，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我国第四次海水养殖产业化浪潮和渔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首次提出了“装备工程化、技术精准化、生产集约化和管理工业化”的“四化”养殖理念，引领构建了我国现代工业化水产养殖产业大格局。

雷霁霖院士：一个人、一条鱼，创造一个产业奇迹

作者：李艺  阮晓红

“我愿用热血续写人生、用生命演奏中国渔业科技的最好乐章，这就是我毕生的愿望和追求。”雷霁霖面朝大海，把这份蔚蓝的宣言融入到他的生命之中，他用一辈子的心血把“渔业”二字写得工整、有力、扎实。

作为我国著名的海水鱼类增养殖学家，雷霁霖一生治学严谨、责任感强；敢于创新、勇于突破；信念坚定、大公无私；乐于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产业。他深入探索海水鱼类工厂化育苗，以发展渔业科学技术、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造福广大渔民为己任，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克服重重困难，在北方沿海闯出了一条“冷水性良种养殖之路”。

1、走向大海，初探海鱼养殖技术

1958年，雷霁霖毕业于山东大学生物系，同年被分配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产部海洋水产研究所，以下简称黄海所）工作。他怀着满腔热血奔赴工作岗位，此后50余年漫长岁月，他与蓝色大海和鱼类养殖结下了不解情缘……

我国海水鱼类养殖发展史虽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但直到建国初期仍然停留在池塘粗养的原始状态，科研工作几乎一片空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雷霁霖等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海水养殖“拓荒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畏艰难困苦，携带简易工具，深入沿海一线，拜渔民为师，针对生产急需解决的问题广泛开展研究。

当时，黄海所养殖室主要以养殖藻贝虾鱼为主，到黄海所报到的第三天，雷霁霖提出去鱼类组，第九天，为了做梭鱼的养殖试验，雷霁霖前往山东日照涛雒踩点。那个年代，环境恶劣、交通不畅，每次去踩点都要经过数次转车才能到达。

雷霁霖和同事在日照模拟自然生态环境，设计建造了大型潮汐环流池和一座当时堪称亚洲一流的实验基地，模拟梭鱼生长的自然环境，利用潮汐涨落形成循环流水，促进亲鱼性腺发育，率先获得了国内梭鱼人工繁殖零的突破。

上世纪七十年代，雷霁霖首创可控性强、全程式工厂化育苗工艺，实现了牙鲆、真鲷、黑鲷、河鲀和黄姑鱼等经济鱼类苗种的规模化繁育生产，显著提高了我国海水鱼类工厂化育苗的整体水平；上世纪八十年代，成功构建起工厂化育苗和增殖放流技术体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主持“中日小麦岛增殖项目”和提出关于山东省海产鱼类“八五”科研计划的设想，创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真鲷工厂化育苗技术新体系和新工艺，率先在国内开辟了海水鱼类人工苗种的规模化增殖放流技术。

雷霁霖不断开拓思路，探索创新。他主持建设了石臼所基地、胶南基地、青岛太平角基地和小麦岛基地等实验基地，协助建成北戴河渤海增殖站等基础研究设施，有效推进了我国海水鱼类增养殖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快速发展，并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2、引进良种 因地制宜创新技术

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我国北方海水鱼类养殖与研究主要集中在植食性鱼类上。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雷霁霖就已经意识到开发国产优质鱼类的重要性，并开始开发一些优质鱼类的研究工作，但这些鱼都是温水性或者暖水性种类，要经过一个甚至两个冬季才能收货上市，越冬周期长、投资大、成本高。这是因为北方沿海水温年温差较大，且冬春季节低水温期长，当时所有的温水性养殖鱼类都不能在自然条件下度过漫长的冬季，所以当年无法养活商品鱼，更难形成规模化产业。

雷霁霖在探索改变中国海水养殖发展的道路上，为了解决北方养鱼“越冬”这一难题，他提出：必须要改变养殖品种。雷霁霖的目光聚焦到了大洋彼岸。通过艰苦调研，最终他萌生了引进低温型品种以改变北方鱼类养殖滞后的局面的想法。在对比分析了欧亚鱼类区系和地理分布，研究了它们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点，经过反复论证，最终认定了欧洲当时开发不久且已成功的冷水性良种——大菱鲆（又称多宝鱼），可作为引进我国北方开辟工厂化养殖的理想品种。

雷霁霖于1980年和1991年两次赴英考察学习，在充分学习准备的基础上，终于在1992年首次成功将大菱鲆引进我国。大菱鲆引进后，雷霁霖认为首要任务是：缓解北方鱼类养殖落后的局面，尽快将大菱鲆养殖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经过连续7年艰苦的攻关，雷霁霖克服了欧洲专利封锁，依靠自身实力，终于突破了亲鱼强化培育、光温调控性成熟、分批采卵和年周期内多茬育苗以及早期培育难度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年出苗量超过百万尾，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雷霁霖从欧洲引进大菱鲆良种后，因地制宜创建了“温室大棚+深井海水”工厂化养殖模式，形成了年产量达5万多吨、年总产值逾40亿元的工厂化养殖大产业，为我国第四次海水养殖产业化浪潮和渔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因此，雷霁霖被誉为“中国大菱鲆之父”。

3.风雨鱼研路：一次教训、一次机遇

1999年，大菱鲆成鱼首批试养。第一个大胆吃螃蟹的人是山东莱州市朱旺村渔民滕家麟。滕家麟过去养扇贝，因为效益不好，希望转养其他品种，找出条新路。第一次，他买了两万尾鱼苗，亲眼目睹大菱鲆的长速后，时隔两个月又买了三万尾。养成后，大菱鲆的售价高达100多元/斤，滕家麟养的5万尾鱼赚了500多万元。第二年，大菱鲆苗销量火爆了，苗价最高曾达38元/尾。

下半年，大菱鲆成鱼开始陆续在上海、广州和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上市，深受欢迎，价格最高飙升到每公斤800元。优厚的养殖回报，产生了很强的辐射带动作用，吸引了大批投资者大菱鲆养殖的关注和投资。养殖区域首先从山东莱州开始，迅速扩大至山东全省沿海地区，之后又扩展到河北、辽宁、天津、江苏和福建等沿海省市。

一条鱼，创造了一个产业奇迹。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次突发事件，使高速发展的大菱鲆产业一时间陷入绝境。

2006年11月15日，雷霁霖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表彰他在多宝鱼引进和养殖方面做出的贡献。第二天，上海药监局发布消费预警，抽检的多宝鱼禁用渔药超标，一时间，多宝鱼被误传为“致癌鱼”“毒鱼”而在全国被封杀，全国养殖户不管有无问题都因此受到牵连，损失惨重。

突如其来的“多宝鱼风波”使原本红火的多宝鱼养殖业瞬间跌入低谷，雷霁霖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雷霁霖回忆，尽管后来上海药监局作出解释，但于事无补。作为多宝鱼的引进者、研究者和推广者，雷霁霖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我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将会对刚刚兴起的多宝鱼产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雷霁霖迅速提出应对危机的对策。为了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答疑解惑，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他接待30多家全国媒体采访，参加省、市有关“多宝鱼事件”和“健康养殖”研讨会、专家情况说明会多次，撰写专题报告文章3篇......身边的同事看到他“人也瘦了，嘴上起泡”，就劝他放宽心态，他则坦言“心里急”，“不给它解决，就睡不着觉，吃不下饭”。

在多宝鱼产业发展初期，多宝鱼养殖确实存在多、散、乱的情况。雷霁霖认为，若因个别养殖户用药不当，造成多宝鱼整个产业没落，就太可惜了。他把“多宝鱼事件”看成一场灾难，也当成一个机遇。他提出，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企业界紧密合作、持之以恒共同努力，解决海水养殖业存在的问题。例如，政府要正确疏导，制定严格的市场准入标准；科研人员则围绕良种选育、疫苗开发等关键技术开展研究。

4、谋划新格局 推动产业新发展

在雷霁霖的有力推动下，大菱鲆已经成为我国北方沿海工厂化常年养鱼的主导品种，也是南方养鱼的选择性品种，这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海水鱼的养殖。随着我国海洋渔业整体的迅速发展，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渔业发展道路成为时代发展的新需求。雷霁霖作为海水鱼类增养殖专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倡导渔业转型升级，积极调整渔业发展格局、发展思路、发展方式。

雷霁霖敏锐地认识到，仅仅靠“量的增加”是不够的，还要注重“质的提高”。要在加快企业转型升级的同时，注重推动产业的高端化发展。为此，他设定了“节能减排、绿色环保、优质高效”的发展目标，并积极谋划“南北接力”“海陆接力”的新养殖格局，有力推动了传统养殖格局的变革。

2008年，73岁的雷霁霖，在产学研各界的共同期盼下，受农业部的重托，担任国家鲆鲽类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他前瞻性地设计了海水鱼类工业化养殖技术体系的内涵、构架、核心技术、路径及方法，以鲆鲽类养殖产业为代表，开启了构建我国海水鱼类工业化养殖的新实践。国家对鲆鲽类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的重视、政策的大力支持让雷霁霖对未来鲆鲽类产业可持续发展信心十足倍增，用雷霁霖自己话说：“体系要干的事不正是我们要做的么。”

自此，雷霁霖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家鲆鲽类产业技术体系的建设中，创新性提出装备工程化、技术现代化、生产工厂化和管理工业化的“四化”养殖新理念，以期从根本上解决鲆鲽类养殖中水资源短缺、养殖空间受限、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隐患等一系列制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一理念很快在行业体系内形成共识，并成为鲆鲽类产业技术发展的工作目标。雷霁霖构建的鲆鲽类工业化养殖模式，被业界誉为“现代水产养殖的样板工程”。

雷霁霖曾说：“人和鱼的结缘创造了一个产业奇迹。”

在海水养殖业迅速发展的今天，雷霁霖的科研成果对我国海水鱼类养殖产业规模层次的提升、养殖结构的调整，乃至我国沿海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大意义。雷霁霖用最实际的科研成果为科学技术进步和渔民增收搭建了一座桥梁，开创了我国海水养殖鱼类引种工作的繁荣局面，让科技创新成果带来的利益真正为大众所共享，让科学技术真正造福于人民。

5、不计名利，舍“小家”顾“大家”

面对多宝鱼创造出的高额利润诱惑，雷霁霖依然醉心于学术研究，不计名利，将技术和专利悉数公开。

“当时我这一池子鱼苗就等于一辆奔驰，这几十个池子所创造的财富都不是我的，而是企业的。当时，很多热心的朋友建议我赶紧申报专利，但我考虑到北方的鱼类养殖已经较其他养殖产业落后了很多年，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将这项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而不是申报专利。为此，我们不但没有申报专利，反而将研究成果公开，并且帮助企业扩大生产。”雷霁霖说。对此，不少人问雷霁霖：“你这不是傻吗？人家一年赚一两个亿，你却拱手把技术让出来，什么回报都不要。”而在他看来，只要突破这项技术，便是利。雷霁霖只是“一门心思想把它变成产业。”

早在上世纪70年代，雷霁霖高瞻远瞩，提出了“未来海洋牧场”构想和深远海养殖工船的理念，并积极推动研发和产业化。经过多方努力，2022年5月20日，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国信1号”正式交付运营，它标志着我国深远海大型养殖工船产业真正意义实现了从0到1的进阶发展，雷霁霖“养鱼工船”的设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变成了现实。

雷霁霖对鱼如痴如醉，以至于被称为“鱼痴院士”。在2003年雷霁霖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提到和鱼的感情时说：

“我的确偏爱鱼，它们体态优美，五彩缤纷，就像蝴蝶一样，游来游去。其他海产我没那么喜爱，只有看到鱼才有活力和兴趣，虽然我不能和他们直接对话，但它们的一举一动令我兴奋不已。”

有人说，选择了海洋，便选择了风雨兼程。这句话正是对雷霁霖的真实写照。50多年来，雷霁霖无怨无悔，年复一年转战南北，过着候鸟式的生活。每年，他都有一半以上时间身处科研生产一线，春暖花开时节离家，寒冬腊月时节才能回家团聚。子女入托、上学以至报考大学直至毕业走上工作岗位这样的事，他都难有时间回家过问。

上世纪60年代末，雷霁霖的妻子突发肝病，而手中握着出差车票的他，只能匆匆把妻子送进医院，看着病榻上的爱人，带着满心的愧疚与牵挂，离开投入忙碌的科研实验工作。那段时间，刚满2岁的儿子被寄养在邻居家里，上初一的女儿放学后还要担负起照管弟弟和母亲的重任。谈及家人的支持与付出，雷霁霖总说，“我的家庭为我付出的实在太多、太多了……”

生活中的“大老粗”在工作中却是格外严格、精益求精，从不允许自己有半点粗心大意。终年在外奔波的雷霁霖身体并不好，年轻时就患有高血压，曾有3次因过度劳累而晕倒在工作现场，抢救出院后却依然“我行我素”，急忙赶回实验基地，继续投入工作。

50余年风雨征程、以海为家，50余年耕海牧渔、探索求是，海风把雷霁霖的黑发吹成了银丝，海水把他的心灵一遍遍浸润，他以海为家、与鱼相伴，执着追求发展海水鱼类养殖事业，这份高贵而又纯净的蓝色记忆深深地烙刻在雷霁霖的生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