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人物自传可以了解主人公的成长之路，可以感受不同时代的社会历史，更重要的或许是如胡适书中所言，能够了解“心理上的动机，黑幕里的线索，和他站在特殊地位的观察”。

读完《四十自述》，仿佛跟随胡适回到了100多年前的那个中国，清晰的看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看到了新文化运动的萌芽和发展，看到了新旧交替的冲突和百家争鸣的思辨。

《四十自述》从童年讲起，将胡适四十年的生活分作三段，分别是在家乡的幼时教育，在上海的求学时光以及在美国时提出的“文学革命”主张。

胡适幼年丧父，母亲生在乡村却通达明理、仁慈温和，家中虽处境艰难，她却仍坚持让胡适读书求学，也正是因为读书，改变了胡适的命运。他说自己“在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会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学得了一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第二章“从拜神到无神”，详细叙述了胡适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胡适父亲受程颐朱熹一系理学的影响，提倡“格物穷理”，教人“即物而穷理”。胡适认为父亲留给自己的影响有二，一是遗传，二是程朱理学的遗风。胡适母亲及家中的女眷都是深信神佛的，母亲盼望他能读书成名，也常常叮嘱他每天要拜孔夫子。而他在十一二岁时，却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究其原因，竟是因为那时读《资治通鉴》，有一段范缜的故事导致的：“缜著《神灭论》，以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意思说，形和神的关系就像刀子和刀口的锋利一样；没有刀子，便没有了刀子的“快”；没有形体，还能有鬼神吗？胡适说，司马光引用了这三十五字的《神灭论》，居然把他脑子里的无数鬼神都赶跑了。从此以后，他不知不觉成了一个无神无鬼的人。

书的第六章“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详述了文学革命从“乱谈之语”到成为席卷中国的文学运动的过程。开始只是胡适和诸位友人关于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的学术讨论，随后在愈演愈烈的争论中，“他（梅觐庄）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

1915年胡适在给梅觐庄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名词。理越辨越明，在这些你来我往的书信辩论中，胡适也不断完善自己关于白话文学的主张。1916年，他写成《文学改良刍议》，抄写二份，一份给《留美学生季刊》发表，一份寄给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对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此后，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正式在国内提出“文学革命”的旗帜。

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颁布命令，是年秋季起，小学一、二年级的国文改用白话文。接着，大、中、小学教材全都改用白话文，文学革命宣告胜利。

吕思勉说，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风化，特殊人所做的特殊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当然不会知道山崩。若明白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而今，回首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新文化运动开始，五四运动爆发，及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我们的国家是因为胡适这样的青年们，在不断奋斗中迸发出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