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国家有钱了，投入科研的经费多了，但是课题费浪费现象很严重，看着令人很痛心。”提到国内目前的课题经费管理状况，一位现定居在美国的教授忍不住这样对《科学时报》记者说。
作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科研计划管理模式的转变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始终与我国现行的科研计划管理模式和国际科技发展趋势息息相关。
现行的课题制度是在1998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在规划项目的管理中，科技部、财政部等部门积极探索实行课题制管理模式。
在2001年，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迈出重要一步：国家科研计划今后将全面实施课题制管理，课题责任人在批准的计划任务和预算范围内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并允许跨部门、跨单位择优聘用课题组成员，但课题责任人也要对课题研究和经费使用承担法律责任。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的以单位为中心的科研管理模式，由于课题责任人的法律地位不明确，自主性较弱，受到的行政干预较多，积极性与创造性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在这种模式下，各种科研资源难以打破单位界限、部门界限和所有制界限，不利于人才流动机制的建立。科研计划项目管理与经费管理之间缺乏相互制约机制，这也给监督管理带来了不少麻烦。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引入了课题制。2001年12月20日，由科技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4个单位联合颁发了《国家科研计划实施课题制管理的规定》，开始在以国家财政拨款资助为主的各类科研计划，如“863”计划、“973”计划、科技攻关计划以及其他财政拨款安排的科技专项中，实施课题制管理。
课题制是世界各国或地区科研活动的一种基本管理模式。课题制以课题为中心，突破了单位、专业的制约，可以对优势资源进行最大限度的集成，有利于实现重点突破。并且其以人才为中心的特点，使课题负责人可以跨单位、跨部门，甚至跨国界，不拘一格择优聘用课题组成员，有利于人才流动机制的建立。同时，课题责任人和依托单位之间可以实现双向选择，更有利于人、财、物等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
国内对课题制的权威释义源于《国家科研计划实施课题制管理的规定》：课题制是按照公平竞争、择优支持的原则，确立科学研究课题，并以课题为中心，以课题组为基本活动单位来进行课题的组织、管理和研究活动的一种科研管理模式。各地根据实际制定的本地区“课题制”管理办法，对课题制的内涵有所增减。
虽然国外的经验证明，课题制能极大地激发研究人员的创新潜能，是成功有效的。但在中国实施至今，正如一位科技官员所言：“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常务副主任杜生明对本报记者说：“问题不是出在哪一个层次的管理，而是缺乏一个严格的管理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王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上发表文章指出了科研项目课题制管理的难点与问题： 一是课题来源的多元化与分散化，有可能导致课题数量过多，出现课题设置的低水平重复，降低资金投入的效率。二是科研项目课题制的内在激励机制有利于多出成果、快出成果，但其在培养学术大师、促进生产精品成果的机制方面还有缺陷，值得进一步探索。三是科研项目课题制比较适合技术开发性项目、应用性项目、应急对策性和集体团队项目的研究，而适应需要较长时间潜心研究的个性化项目、学科基础项目有一定难度。
他还提及了中国国情导致的课题制需要处理的各项关系增多。最直接的关系是课题资助方与课题组双方之间，还包括这两方与依托管理机构和管理单位的关系、与学术评议专家的关系、与其他课题参与方或者涉及方的关系，以及课题组内部课题主持人与成员的关系等，这些方面的责权利关系都要有相应的管理制度，甚至需要签定双方合同或者几方合同加以确认与规范。
他写道，在我国实施科研项目课题制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原有的和新设立的科研单位本身都以实施“课题制”名义设置了大量研究课题，一些覆盖范围很小的基层组织，甚至中学等科研能力很弱的科研教学单位都设立和管理着各类课题，形成了很有中国特色的“单位制”课题体系。
“现在国家对科研的经费投入不是一点点地增加，而是翻倍地增加，如何有效地使用和管理这些经费就是对课题制的考验。”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穆荣平分析了对于现行课题制的根本性问题，其一，没有改变“激励争取项目”的政策导向。课题组长对于经费使用权利过大，有可能“激励”课题组多头申请课题，而不是集中精力提高课题完成质量。其二，没有充分调动项目依托单位加强科研管理与质量控制的积极性和调控能力。
如果国内按照这种方式来把控课题经费的使用，就会加大项目委托机构和项目承担单位的管理成本。穆荣平认为，应提高单位的管理费用，以调动单位对课题管理、培养人才的积极性。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副所长王飞跃则在不久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把课题组长对经费的支配权削弱，转到研究所管理部门，一样会存在管理人员对经费滥用的风险。除非能够有一套办法，使研究单位提取的部分课题管理费能够用到培养人才和科研环境的改善上。”
另外，做支撑服务的部门行政人员在中国一贯具有管理权威，服务的意识不够，牵扯到的问题很多。“科研经费管理只是折射出这个机制的问题，甚至可以说跟项目没有关系。我赞成找一些单位先做一些试点工作。”王飞跃说。
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中关村管委会原主任戴卫在中关村科技重大专项资金试点启动会上也表示，政府有关部门应通过试点示范工作，不断总结和积累经验，积极探索创新，从局部试行逐步过渡到全面推进，进一步深化科技经费体制改革。
接受采访的研究人员都表示，科研管理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甚至只是一个细节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在给记者的一封邮件中写道：“我也不认为这些科研管理细节的好与坏会对我国科研事业有多大影响。我国现在科研事业中的问题很多，不很理想。它是整个社会的体制制度、教育、文化、道德、诚信、民主、法制、评估体系、价值体现等方方面面问题在科技界的反映。科技界在整个社会中不会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差，因此我现在更关心的问题是社会改革问题。”
杜生明也认为：“经费管理是一个大问题，国家层面上经费分配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因缺少成型的、有思路的规划，致使经费划拨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好的规划对于经费如何使用、支持什么样的人才队伍等都有明晰的思路，最终达成一个长远的目标。”
穆荣平的观点与杜生明非常一致。他关心的焦点则是，在大量经费增加的情况下，国内应该用什么样的科研管理模式。如果还用传统模式管理，则风险太大。现在有必要对课题制做一些改变。目前国内需要的是一个发展的政策。
中国科技发展战略从跟踪模仿到跨越的重大转移，也为管理模式的转变指明了方向。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传统科研活动的组织管理模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探索了公开招标、基金制、合同制、同行评议等改革措施。
“在现阶段，我们要从改革思路向发展思路转变。”穆荣平说：“发展是对自己与环境的共同认识。简单而言，就是我们先要知道该做什么事，然后做的时候就会发现问题，我们再来改，而不是我们整天坐在这里谈改变，不知道应该干什么。”
他认为：“大国应当有主见。自主创新不仅是自己干，最重要的是要自己把握创新方向，要有自己的思想。仅靠出国考察，发现什么地方不好赶紧回来改，这还是改革政策，而不是发展政策。发展政策就是知道自已要发展什么，什么更适合自己。现在中国缺少的就是自己想着走的人，基本上都是跟着别人走，没有自己的思想。”
穆荣平说：“我们要有一个可以想像的未来，要对有利于我们未来发展的各种资源作战略储备。目前中国最缺乏的，是与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匹配的路线图。在这种状况下，一个系统的改变是没有意义、也没有办法改变的。”
除了缺乏发展路线，王飞跃指出：“现在缺合适的人。一个重大项目出来，来回拨拉，能够承担的就那么几个人。更遑论能够指出发展方向的人才。其实，中国确实有很多人才,问题是我们还没让他们冒出来。”
目前从数量上而言，中国的科研人力资源在世界范围内也已经是数二数三了。穆荣平说：“现在就是缺人，真是不差钱。”
王飞跃说：“中国目前很多事不是靠制度而是靠人，一个好的制度要依靠一批人来落实完成。关键还是要具有规模的一批人来撑起这个制度。”
